学者要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关注社会问题，并在研究中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够兼具学术性与现实性。苏士梅博士的专著《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即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体现现实关怀的典型之作。本书对唐代社会的诚信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详细勾勒了唐代诚信在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社会中的运转情况，丰富和完善了唐代思想史的研究，并且作者试图通过对诚信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考察，来启示当今社会包括政府、企业、法律、教育、公民等在内的诚信建设。

“诚”与“信”是在早期文化形态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诚”指向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信”指向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但二者都来源于原始的人神观，带有神秘化的宗教色彩。作者详细考证了“诚”、“信”观念的合流是在周初即已萌芽，但“诚信”词组的出现却是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方法途径，用以表述专有思想的名词可能出现于思想生成之后，即关注某一思想，不应该局限于这个思想所在的年代，需要往前追溯。

作者在众多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对先秦、秦汉、魏晋等时期的诚信思想一一梳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诚信思想体系，这为研究唐代诚信思想打下了基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思想家的思想，对于社会层面的思想状态则着墨不多。此书在论述唐代君主、政治家的诚信思想的同时，将目光下移到了诚信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遗余力地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交往、民族交流的视角来挖掘诚信思想对唐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苏士梅博士对于唐代帝王、政治家诚信思想的研究，从个案分析中又抽象出了唐代的政治领域中极力倡导诚信，诚信是唐代的治国方略和指导思想的结论。以诚信治国，必须要君臣合力，才能富有成效。如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和贞观群臣精诚合作，共同推行诚信之治是密不可分的。在考察士大夫诚信思想的时候，作者又指出了“唐代士大夫群体的诚信思想和诚信践履是推动唐代诚信发展的重要因素”，士大夫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对诚信的躬行无疑会对形成诚信的社会风气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为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启发，“取信于民”永远都是政府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的根基，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做好诚信之风的社会表率。

学者要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关注社会问题，并在研究中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够兼具学术性与现实性。苏士梅博士的专著《唐代诚信思想研究》，即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体现现实关怀的典型之作。本书对唐代社会的诚信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详细勾勒了唐代诚信在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社会中的运转情况，丰富和完善了唐代思想史的研究，并且作者试图通过对诚信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考察，来启示当今社会包括政府、企业、法律、教育、公民等在内的诚信建设。

“诚”与“信”是在早期文化形态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诚”指向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信”指向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但二者都来源于原始的人神观，带有神秘化的宗教色彩。作者详细考证了“诚”、“信”观念的合流是在周初即已萌芽，但“诚信”词组的出现却是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方法途径，用以表述专有思想的名词可能出现于思想生成之后，即关注某一思想，不应该局限于这个思想所在的年代，需要往前追溯。

作者在众多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对先秦、秦汉、魏晋等时期的诚信思想一一梳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诚信思想体系，这为研究唐代诚信思想打下了基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思想家的思想，对于社会层面的思想状态则着墨不多。此书在论述唐代君主、政治家的诚信思想的同时，将目光下移到了诚信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遗余力地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交往、民族交流的视角来挖掘诚信思想对唐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苏士梅博士对于唐代帝王、政治家诚信思想的研究，从个案分析中又抽象出了唐代的政治领域中极力倡导诚信，诚信是唐代的治国方略和指导思想的结论。以诚信治国，必须要君臣合力，才能富有成效。如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和贞观群臣精诚合作，共同推行诚信之治是密不可分的。在考察士大夫诚信思想的时候，作者又指出了“唐代士大夫群体的诚信思想和诚信践履是推动唐代诚信发展的重要因素”，士大夫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对诚信的躬行无疑会对形成诚信的社会风气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为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启发，“取信于民”永远都是政府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的根基，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做好诚信之风的社会表率。